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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輿論監督歷史探源


更新时间:2019-10-06  


  從先秦時期到清代的漫長歲月裡,中華民族歷朝歷代在輿論監督方面作出的成就和艱苦努力。以言諫制度和少之又少的新聞輿論監督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輿論監督,其歷史價值不可估量。不過,古代的中國公眾表達意願的話語空間狹窄,輿論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傳遞,輿論監督無制度保障,呈現出分散、滯后、無序、脆弱的特征。這是因為,古代先民往往局限於進諫盡忠的綱常觀念,其目標為君主集權和開明專制,而非人民當家作主。輿論監督與君主專制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和矛盾,最終伴隨君主集權的極端強化而走向衰敗。

  輿論監督,廣義地理解,是指公民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傳播媒介,對國家和社會事務進行評議、批評和制約。狹義地理解,是指新聞輿論監督,即公民通過新聞媒體對國家和社會事務進行評議、批評和制約。“輿論監督”一詞到近代才以新聞傳播學的專業名詞出現,目前國際學術界對“輿論監督”還沒有形成一個公認的權威定義,但是,輿論監督以“輿論”為內容,以“監督”為目的,其行為本身與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相生相伴。

  在古代,“輿”的本義有二:一為車箱,www.70959.com,因即指車,轉義為轎。如《老子》:“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二為對一種奴隸或差役的稱謂。如《左傳昭公七年》:“皂臣輿,輿臣隸。”

  “輿人”本指造車的工人。如《考工記輿人》:“輿人為車。”后引申為推車的人或抬轎的人,再在詞義演化中泛指眾人。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在一些經典著述中,“輿人”還用來指古代職位低微的吏卒。如《左傳昭公四年》:“輿人納之,隸人藏之。”[1]

  顧名思義,“輿論”即“輿人之論”,指眾人的議論、意見或看法。如《晉書王沉傳》:“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而“輿論”一詞的最早記錄,見於《三國志魏書王朗傳》:“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其后見於《梁書武帝紀》:“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2]

  古漢語中,“監”就為監視、督察之意。如《詩小雅節南山》:“何用不監。”到周代,監指諸侯,是一種官名。如《周禮天官大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3]

  “督”,意為統率、監督、察看。如《漢書王褒傳》:“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因以指執監督權的官,如督軍、督工、督察、總督、都督。[4]

  “監督”一詞的連用,在漢代就已出現,與“監”、“督”之義大體相同,指監察督促。最早記載在《后漢書荀彧傳》:“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到清代,監督成了一種官名,如十三倉監督、左右冀監督。[5]

  “輿論監督”,由古漢語兩個獨立詞語構成,在我國歷史文獻中,尚未發現這個術語連在一起的記載。

  二、先秦時期:從“欲諫之鼓”、“誹謗之木”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6]

  大約距今5000年前,公眾輿論監督就成為先民實現民主權利的主要途徑。如《管子桓公問》:“黃帝立明台之議者,上觀於賢﹔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可見,明台、衢室為黃帝、堯採納民意的場所。《呂氏春秋自知篇》載:“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意為百姓如看到堯有過失,就可擊鼓諫言﹔舜樹木頭,百姓可在其上刻寫舜的過失,舜看后則改正。諫鼓置於朝廷,謗木設於市井,說明舜比堯擴大了納言的范圍。

  夏代時,夏禹廣開言路,虛懷納諫。《鬻子》載:“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簨?,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告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可見,夏禹不僅立諫鼓,而且設五種器具廣納不同性質和內容的意見。據《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引《尚書夏書》稱:“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循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杜預注:“循於路,求歌謠之言也。”也就是說,夏王派專官遒人在路上敲木梆,巡行於各地,官員及百工眾人可以歌謠的方式向遒人進言。

  商代開國君主湯“有思過之士”。《管子恆公問》雲:“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所謂“人誹”,即公眾輿論,說明商湯建有採言納諫、接受監督的商代著名君主盤庚在動員殷人遷都時,曾“命眾悉至於庭”,與群眾商量遷都事宜,聽取意見。

  西周時,諷諫詩盛行,詩歌成了重要的輿論媒介,朝廷“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設採詩官到民間採詩,以此了解國情、民情。據《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循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天子。”像夏設遒人一樣,西周設行人為採納民意之官,監督程序為:國人以詩歌為輿論載體,通過行人獻於太師,太師篩選后呈奏天子。除此,西周還設小司寇等官職,就遷都改邑、推選重臣等問題以聽民意,如《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南,群史東西,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國語周語上》裡有一篇《召公諫弭謗》,講的是周厲王壓制人民的批評意見,召公提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著名論斷,並解釋道:“川雍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目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然而,周厲王依然“弭謗”不改,導致“國人莫敢出言”,三年后,周厲王被人民推翻、流放。[7]

  春秋時期,諸國紛爭,統治者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顯示出開明姿態。《左傳襄公十四年》載:“自王以下,多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育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庶人謗,指的就是輿論監督。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相子產執政期間,民眾常聚於鄉校議論政事,有人建議毀掉鄉校,子產說:“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這段話精彩至極,子產不僅重視民眾輿論監督,而且闡述了執政者對待輿論監督的辦法:堵遠不如疏。與此類似,《戰國策齊策》有一篇文章《鄒忌諷齊王納諫》,講的是齊相鄒忌諷喻齊威王要採納規勸,傾聽批評,促使齊威王最終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此令一下,效果明顯:“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后,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齊國之所以成為春秋首霸,與此不無關系。[8]

  先秦時期,採風作為一種採集民歌的方法,客觀上起到收集民意的作用,一些批評性文字往往見諸詩歌。最有名的當數《詩經》的《碩鼠》,農民把奴隸主痛斥為田鼠。當然,民歌創作、整理、傳唱,需耗費大量時間,這種輿論監督幾乎沒有時效性。

  我國古代輿論監督的主要形式為言諫、納言。言諫制度是中國古代一種企圖遏制君主獨斷專行、決策失誤而出現的自下而上的匡正補厥制度,其萌發於先秦,建立於秦漢,確立於隋唐,式微於兩宋,衰弱於明清。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創設言諫制度,以“匡正君主,諫諍得失”。它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設置諫官,有諫議大夫和給事中,屬兼職,數人至數十人不等﹔二是建立議事制度,凡遇立君、分封、宗廟等軍國要務,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諸臣議政。言諫形式有議事、上書言事等。秦代皇權高度膨脹,言諫作用十分有限。

  兩漢時期,言諫規模較秦有所擴大,政策也較寬鬆,這與開國皇帝劉邦的“豁達大度,從諫如流”是分不開的。諫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和給事中,雖屬兼職加官,“皆名儒宿德為之”。議事制度有廷議、朝議和中朝議,三種形式所議均為軍國大事,皇帝可在兼聽各方意見基礎上作出決策。漢哀帝初欲封寵倖董賢為官,丞相王嘉封還詔書,哀帝隻好作罷。雖然后來董賢得居高位,但王嘉之舉在中國歷史上開“封駁”之先河。

  魏晉南北朝時期,建立專司諫議封駁的門下省,諫官統歸門下省,給事中可以“隨事為駁”。晉惠帝以宦者為之,地位等而下之。北魏重視給事中,分設南、北、中給事中,地位突出。

  隋代門下省作為國家三大中樞機構之一,編制有所擴大,封駁權進一步確立。封,即封還中書省所下皇帝的詔敕,駁,即駁回尚書省報送皇帝的請示章奏。隋代規定,凡是皇帝所下的詔敕,都得經門下省審核、副署,方能生效,門下省認為不妥的,有權退還中書省復議。這表明皇權政治與言諫制度相配合,發展到相當完備的階段。

  唐承隋制,封駁權發展到極致,言諫制度進入鼎盛。《舊唐書職官志》載:“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諫官可就軍國大政,甚至皇帝的個人生活,提出意見或建議。唐高宗正式設諫議大夫。唐太宗為歷史上有名的“納諫明君”,曾對公卿說:“人欲自照,必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愚,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李世民平時還將奏諫“粘之屋壁,出入觀看。”(《貞觀政要》)。貞觀年間涌現出許多直諫、敢諫、善諫之臣,諫議大夫魏徵為其中杰出代表,被唐太宗譽為“明鏡鑒形,美惡必見。”貞觀初年,關中旱情嚴重,魏徵、王王圭等諫言,“免關中租稅二年,關東徭役一年。”太宗採納。於是,“房、杜、王、魏等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於外,不數年大治。”可以說,“知人善任、從諫如流”正是貞觀之治繁盛太平的精髓。武則天統治時期,在宮中設四匭,其中三匭為告密箱,丹匭為眾臣議政箱,立於宮廷南端。唐玄宗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省,並重申左、右補闕和左、右拾遺各2人,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省。唐肅宗“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后不須令宰相先知。”補闕、拾遺常挑青年有識之士為之間,品級雖不高,但位居清望,可隨宰相入朝議政,享有諫議大夫的特權,由皇帝直接任命。白居易曾任拾遺。唐憲宗時,給事中李藩在門下省,www.88pgz.com凡制敕有不當者,即於黃紙后批之,有人建議另外用白紙批改,李藩說:“別以白紙,是名狀也,何謂批敕。”唐憲宗得知的不僅不怪,反而稱贊李藩為宰相之才,后來果真將其提拔為宰相。諫官理直氣壯地批改詔書,在歷史上實屬罕見。

  宋代台諫分職,門下省之外設封駁司,以宦官執掌,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外,另設相應的六房以監六部之事,於門下省之外又專門設立諫院。“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這時,諫官直屬皇帝,可以上諫君主,下諫朝政及百官缺失,“言者無罪”的特敕賦予諫官特有的豁免權。北宋末,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不過,諫官脫離宰相,由皇帝親自選拔和直接控制,言諫並非針對皇帝,而是針對宰執,已經失去其本義。台諫、諫官與宰相不大協調,與其他官員矛盾重重,諫權受極大沖擊,漸趨式微。

  遼、金時期,設左、右諫院,分隸中書、門下省,掌諫議,又另設審官院,掌封駁。

  元代,罷去門下省和諫院,不設諫官,給事中屬門下省。諫官專掌禮儀、祭祀、登記奏章,諫職被廢棄,而轉到御史身上,監察御史李元禮曾在上疏中稱:“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元史李元禮傳》)御史兼管監察和言諫,一身二任,一方面使監察權高度集中統一,另一方面削弱了對皇帝的諫議監督。

  明代高度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廢中書,升六部。於六部之外,另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為北宋六房的繼續,“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明史職官志三》)具有封駁、言諫、彈劾等權責。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詔:“朕日總萬機,豈能一一周遍,苟政事有失,將為天下害。卿等能各悉心封駁,則庶事自無不當。”天順時,戶科給事中李森上疏,禁豪強兼並民田及官吏苛斂,吏科給事中王瑞上疏糾正官吏冗濫,皆聞名於時。成化年間,刑科給事中毛弘論列最多,聲震朝野,明憲宗謂嘆:“昨日毛弘,今日毛弘。”戶科給事中邱弘得知土地兼並嚴重,強豪佔地,動輒數十百頃,便直陳時弊,請限兼並。憲宗下詔:“自今豪強乞請,皆不許。”此二人以其直諫,被並稱為“二弘”。據《明史》載,萬歷年中,左副都御史邱?多次犯顏直諫,“?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力主懲治擅權禍國的嚴嵩及其黨羽,痛陳吏治治弊八事,朝野為之震懾。明末宦官專權,給事中隻能封駁奏章,“無逕行封還詔書之為,無面折廷爭之威風矣。”

  清代君主專制統治進一步強化,“六科給事中掌發科鈔,稽查在京各衙門之政事。”但軍國大事、重要奏折盡歸軍機處辦理,由軍機處直接頒發詔書,六科給事中的職權大為削弱。自雍正后,以六科隸屬於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歸由都察御史考核,科道合並,台諫完全合一。因此,時人譏笑道:“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刑皂隸,禮科看。”[10]諫官的封駁權完全被廢除,諫官制度走到了自己的終點。

  中國古代報紙最早出現於唐代,是當時在封建官僚機構內部發行的政府官報。從此,輿論監督除了言諫、歌謠、著書等之外,新聞輿論監督緩慢發展,官報,特別是小報上,偶爾會出現揭露封建制度和統治者內部矛盾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批評制約、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

  唐代官報是一種局限於士大夫階層和官僚機構內部發行和傳遞的原始狀態的報紙。現存於大英圖書館的一份唐僖宗光啟三年前后的“進奏院狀”,報道的主要是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派往進行的三批專使們為代張向僖宗求旌節而在興元、鳳翔兩地活動的情況,其中就包括碰到什麼困難、他們內部在代主官求旌節的問題上有過什麼分歧、哪些人比較樂觀、哪些人比較消極等內容。

  與進奏院狀相比,宋代的“邸報”具有更多的報紙的特征,時效性有所加強。定本制度的制定和執行加強了當局對“邸報”的控制,迫使進奏官們隻以按照當局允許發布的內容進行傳報活動,從現存的資料看,“邸報”的內容幾乎沒有批評朝廷之詞。然而,宋代出現一種非官方報紙“小報”,為讀者提供不少官報所不載的和官方禁止發表的新聞,刊載一些對當權者不利的消息。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時候,“小報”雖偶有“妄傳”、“偽撰”、“以虛為實,以無為有”的現象,但常被主戰派官員和各階層的愛國人士利用,來刊載一些呼吁抵御外侮、要求懲治漢奸的大臣奏疏。“小報”沒有言論,只是通過它所選刊的消息和文件來表示它的傾向,打破“邸報”的一統天下,滿足了一部分士大夫知識分子對朝廷政事信息的需求。“小報”對封建統治集團內外政策及其當權人物的指責和攻訐,觸犯了封建統治者的議論朝政之禁和新聞泄漏之禁,小報發行人因此而被指責為“奸人”、“無圖之輩”和“不逞之徒”,“小報”被稱作“肆毀時政,搖動眾情”,“撰造浮言,誑惑群聽,亂有傳播”,受到查禁。但終宋之世,“小報”始終未被禁絕。

  元代國祚很短,至今未發現其官報實物,流傳民間的新聞傳播媒體主要為“小本”,主要刊登來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是宋代“小報”的延續。元代言禁很嚴,這種民間私自雕印發賣的“小本”在限禁之列。

  明代官報仍被習慣性地稱為“邸報”。可喜的是,其內容已出現社會新聞,比如,某地民婦“生二女,一女一眼一耳四齒”,某家圈養的牛生下的牛犢“一身兩頸兩頭四眼四耳兩口”等。有一份邸報值得一提,那就是《天變邸抄》。它專門報道發生在北京的一次特大災異事件,全文約2000字。此次“天變”發生在北京內城西南隅,以王恭廠火藥庫附近一帶為中心,波及到周圍近百裡地區。這篇災難性報道涉及時間跨度近一個月,涉及地區方圓六七百裡,涉及人物上自皇帝,中及政府官員,下至社會各階層人士。可見,編寫者在編寫前做過大量的採訪和情況匯集方面的工作。明代言禁非常嚴厲,監督性輿論鮮有出口,但是,“邸報”中社會新聞、突發事件報道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聞輿論監督的內涵和外延。

  清初就有禁止“胥役市販”閱讀官報的記載,官報為官員明悉朝政、維護治體服務,主要在官僚機構內部流通,加之清代文字獄十分嚴酷,因此,提塘報房出版的小報、民間報房出版的京報內容、轅門抄基本都是官報的翻版,內容中規中矩,極少見到輿論監督性的文字。只是到清代中葉以后,部分城市出現過一些隨時出版的單頁小報,內容往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突發性新聞和有關地震、水旱等自然災害方面的消息。

  在近代以前的漫長歲月裡,一代代先民進行著艱難的探索,以言諫制度、古代報紙少之又少的新聞輿論監督等為代表的中國古代輿論監督,以限制君權、敢言善諫、熱愛華夏為目的,為歷朝歷代的發展和中華文明的傳承作出了巨大貢獻,其價值不可估量。

  然而,總的來看,在古代的中國,公眾表達意願的話語空間狹窄,輿論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傳遞,輿論監督沒有制度保障,呈現出分散、滯后、無序、脆弱的特征,至多是以有一定地位的個體代表有機會對於國家政治和社會事務進行表達,予以監督。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古代先民進行的形式不一的輿論監督,往往局限於進諫盡忠的綱常觀念,其目標價值是君主集權和開明專制,而非分權制衡與人民當家作主。君主專制有著人治而非法治、專制而非民主的特性,輿論監督與其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和矛盾。因此,古代輿論監督不可能是強有力的,最終注定要伴隨君主集權的極端強化而走向衰敗。

  2、方漢奇,李矗主編,《中國新聞學之最》,新華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4頁。

  6、何寧生,《先秦的公眾輿論監督論略》,《西域研究》,2004年第1期。

  7、夏傳才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名篇選讀(上)》,1985年8月,第1版,第55頁。

  8、夏傳才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名篇選讀(上)》,1985年8月,第1版,第60頁。

  9、曾堅、李雪華,《中國古代言諫制度探究》,《河北法學》,2006年第6期。

  10、邱永明,《中國監察制度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頁。

  11、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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